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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GOOG.US):最快乐的科技公司这3年的闹心事(上)

2019年9月21日 15:10:49

本文来源于36kr,原文出自《连线》杂志,由36氪旗下编译团队“神译局”编译。

编者按:Google曾经是最具创新性的公司,从搜索引擎到Gmail、地图、Chrome、Docs、Photo、翻译,到无人车、Project Loon等登月计划,Google总能用一项项创新吸引大家关注的眼光。但是最近3年,情况却发生了改变。从抗议禁穆令的罢工开始,Google员工不断地对公司的各项决定发起挑战,以及另外一部分员工对那些挑战的挑战,导致整个公司最近几年疲于应付层出不穷的地鼠,公司的增长希望似乎被员工一个个地扑灭了。这几年Google到底怎么了?或者从深层次来说,美国的科技巨头面临着什么样的风向?《连线》杂志用一篇长文为我们揭秘。原文作者是ASHA TIKU,标题为:Three Years of Misery Inside Google, the Happiest Company in Tech。此文由36kr进行编译,译者boxi。

一、抗议禁穆令

2017年1月阳光明媚的某个星期一,下午2点半,约一千名Google员工开始从山景城公司总部涌入到主园区咖啡馆外的一个格调欢快的院子。那是一个像公园一样的地方,里面点缀着野餐桌和类似大型挑棍子游戏的遮荫架。他们当中很多人都举着手工制作的,用Google标志一样的幼儿园颜色写成的标语:“骄傲的伊朗裔美国Google人”,“就连内向的人也在这里”,当然少不了“不作恶!”

经过工作人员几轮的打CALL和呼吁之后,有人为即将发言的下一位演讲者调整了一下会场的麦克风。性格温和、身形瘦高的Sundar Pichai那时候已经担任了15个月Google CEO,他站在密集的人群当中临时清理出来的一小块空地上开始发言。他说:“在过去这24到48小时之内,我们一直都在非常努力地工作着。这一路走来的每一步都让我感受到了60000人背后的支持。”

确切地说,那一天是1月30日;是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的第10天。彼时,第13769号行政命令(“禁穆令”)已经生效了73小时,导致滞留在美国机场的数百名游客陷入了困境。该公司“不作恶”的标志暂时针对的是一个显然的,明确无误的外部目标:白宫。

在全世界看来——Google,这个美国最强大、亲移民,并且看似进步的公司正在采取统一立场。但是,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掩盖了高管的犹豫不决和焦虑。如果Pichai说的是在过去48小时之内,他已经被成千上万员工逼到了一个角落的话也许更切题。

刚开始进入特朗普时代的时候,Google的领导人迫切希望避免跟这个新政府对抗。该公司与奥巴马当局关系密切的历史让管理层觉得公司特别容易受到保守运动的影响(那些运动部分就是在Google自己的视频平台YouTube上面孵化的——是那些运动把特朗普抬进了白宫。当时Google母公司Alphabet执行主席Eric Schmidt曾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的顾问,2016年Google员工90%的政治捐赠都给了民主党。)Google负责公关厌恶风险的副总裁Kent Walker一直建议员工不要做任何可能惹恼史蒂夫·班农或Breitbart网站的事情。据一位知情的员工称,当1月27日下午旅行禁令被颁布时,Google高管一开始的希望是“装作没看见,任由事态发展”。

但Google自己员工的部落规定让这种鸵鸟政策几无可能得逞。创始人Larry Page和Sergey Brin从小接受蒙特梭利教育,90年代后期还是斯坦福大学研究生的他们在创建Google时,就设计了公司著名的开放文化,以促进自由思考。如果员工看到自己不同意的事情,他们“有义务提出异议”,并鼓励他们“把完整的自我带进”工作中,而不是将其政治和个人生活拒之门外。Google的疯狂之处就在于许多员工都遵守了这一规定。他们加入到成千上万个在线邮件列表,IndustryInfo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拥有超过30000名成员的大型论坛;还有Coffee Beans,一个讨论多元化的论坛;以及Poly-Discuss,上面列了践行多边恋(polyamorous)的Google员工名单。他们在内部员工版的Google+以及用来建立迷因并对其进行投票的内部工具Memegen上面不断发文。每逢周四,Google都会举办一场名为TGIF的全员大会,这场会议以其无任何限制的Q&A 而闻名,而员工的确会非常有侵略性地向高管发起挑战。

Google的社会契约的另一个要素令所有那些分享过度和纷争成为可能。跟其他公司一样,Google也执行严格的政策,要求员工对公司业务保密。但对于Google员工来说,保密不仅仅是一条规矩,还是一次神圣的交易 - 让他们可以从领导层那里赢得开诚布公,并获得一个安全的空间,可以在内部论坛上畅所欲言,发泄自己的不满和分歧。

Google员工终于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已经把“不作恶”铭记于心了。众所周知,如果有人提出“等一下,这是不是作恶?”的话,高管的会议就会开不下去。对许多员工来说,这个道理不言自明:Facebook懦弱,Amazon暴力,苹果偷偷摸摸,微软保守古板,但Google真心向善。

旅行禁令颁布后,所有那些准则令Google的员工队伍倾巢而出。Memegen上面充斥着标题写着 “我们和你在一起”和“我们就是你”的图片。Google内部犹太裔和拉丁裔员工组成的亲密团体Jewglers and HOLA很快向Google内部的穆斯林团体发起声援。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有一个邮件列表的成员开始集思广益,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利用”Google的搜索结果来披露帮助移民的办法; 一些人提议公司应该干预“伊斯兰”、“穆斯林”或“伊朗”等关键字的搜索结果,因为结果表现出来的是“伊斯兰恐惧症式的带有算法偏见的结果”。(Google表示这些想法均未被被采纳。)周六,大概下午2点的时候,为伊朗裔Google员工服务的邮件列表的一名员工,提出了在山景城进行罢工的可能性。这名员工写道,“我想先看看会不会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坏主意。”在48小时之内,时间就已经被锁定,并且还设立了一个内部网站。

周末,员工也以市民的身份去进行了公开抗议。一些Google律师到在旧金山国际机场,为移民提供紧急服务; 更多的员工参与了国际航站楼外的示威活动。但是,有一位Google员工还特别制作了全国性的新闻广播。星期六晚上,Sergey Brin在没有通知Google任何人的情况下出现在机场,加入示威人群。除了告诉福布斯说“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是难民”之外,他没有向新闻界发表任何其他评论,并明确表示自己是以个人身份出现在那里的。

演员表

SUNDAR PICHAI

Google过去四年的首席执行官。他带领公司创造利润并增加了约40,000名员工。他还主持了一系列重大泄密,丑闻和争议。

KEVIN CERNEKEE

Chrome工程师,反对Google的“社会公正政治议程”的突出人士。在收到人力资源部的警告后,他向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提出控告。

JAMES DAMORE

这位搜索工程师写出了一份爆炸性的备忘录,认为生理差异有助于解释工程师的性别差异。被炒掉后他提起了集体诉讼。

LIZ FONG-JONES

网站可靠性工程师,突出的内部活动份子,在通信方式被曝光给极右翼网站后收到骚扰。已于今年1月辞职。

Andy Rubin(安迪·鲁宾)

就像《纽约时报》在2018年底所报道那样,这位Android的 联合创始人在被指控强迫一名女性员工进行某种性行为后仍获得了9000万美元的离职待遇。

MEREDITH WHITTAKER

前Google Cloud项目经理,她组织了一份请愿书,要求Google停止Project Maven,还与人一道组织了2018年的女性罢工活动,并请求从Google的AI道德委员会中剔除掉传统基金会主席的成员资格。

CLAIRE STAPLETON

前YouTube营销经理,一道领导了2018年11月的女性罢工活动。活动共有20000名员工出席,抗议性骚扰,歧视和薪酬不公现象。

在员工的压力下,再加上Brin跑到机场来显示支持(这已经让公司要承担风险了),Google官方重新开始打起自己的小算盘。在那个周末期间,Google员工为争取移民权利的危机基金一共募捐了200万美元,后来公司也出了这个数。然后周一,到了在最后一刻时,Pichai 决定站出来对示威的员工讲话。

Pichai在简短的即席讲话中称,移民“是创立该公司的中坚力量。”他试图给自己的讲话注入一定程度的节制感,强调“跟全国各地的人接触和交流的重要性”。 但当他提到Brin现身机场时,他的员工爆发出了“Ser-gey !Ser-gey !Ser-gey !”的阵阵欢呼声。Brin 终于从人群中挤身出来,手里拿着风衣,一边走向麦克风。他也回应了抗议者的担忧,但试图把这种热度降下来。他说:“我们需要聪明点,这意味着要引入看法不同的人。”当他说话时,新闻直升机从人群的头顶掠过。

不过,这几乎是Google高管跟员工最后一次就任何事情达成这样一个统一战线了。

随着特朗普时代的推移,Google在不断地抵挡着各种各样的外部攻击(不仅仅来自右翼)。2016年的总统大选及其余波引发了似乎来自各方对硅谷的强烈抵制。立法者和媒体开始意识到大型科技公司免费服务的的采掘性。而无意间把互联网引进给消费者监控的Google,作为全球信息的订购者,八款用户超过10亿的产品拥有者,知道自己成为目标是不可避免的。

但从很多方面来说,Google在此期间最令人烦恼的威胁却是来自公司内部。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公司将会一次次发现自己陷进了相同的处境:这股将近8000亿美元的行星力量似乎对自身左右翼的员工群体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可以将在意自身公众形象的公司扣为人质。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Google发现自己及其文化一系列新的政治、社会和商业要求已经产生了强烈的不适。要发明像Gmail、Earth和翻译这样的产品,你需要让你的天之骄子天马行空。但是,要想锁定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或扩张到令人垂涎的国外市场,就像Google越来越需要做的那样,你需要能够发号施令,并为客户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

《连线》为了撰写本文,跟47位Google当前或曾经的员工进行了交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要求匿名。这些人共同描述出来的Google,是内部对公司日益的不信任和幻想破灭,这种情绪跟公司外部愤怒咆哮形成了呼应。在那段时间里,Google永远都无法预料到会发生什么样的冲突。比方说,在抗议旅行禁令的罢工之后,该公司的领导人预计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将来自华盛顿。一位前高管说:“我知道我们正朝着某个方向滚雪球。我以为特朗普会在媒体上向我们喊话。但没想到会有人写备忘录。”

2017年1月30日,约千名Google员工在公司总部外抗议,谴责特朗普总统暂时禁止七个主要穆斯林国家的访客访问美国。

二、左右为难

从很多方面来说,Google的内部社交网络就像是互联网本身的一个缩影。他们有自己的过滤泡(filter bubble),自己的网络暴力,自己的edgelord(失意无助却又搞怪的家伙)。跟普遍看法相反,那些网络并非都是自由主义者。就像保守右翼在YouTube上崛起一样,它也在Google理性主义辩论文化中寻找扩大自己的方法。

比方说,有一段时间,Chrome工程师Kevin Cernekee是该公司保守派电子邮件列表的版主之一。多年来,Google员工对Cernekee的描述相当一致:作为一个狡猾的在Google内部社交网络寻找存在感的极右翼煽动分子,他故意向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散发煽动性的文章。

2015年8月,庞大的IndustryInfo 邮件列表上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议题是为什么从事技术业的女性人数如此之少。去年,Google成为第一家发布员工人口数据的硅谷巨头,并透露其82%的技术员工都是男性。对于IndustryInfo网络中的许多人而言,这个数字构成了Google不得不做出改变的明显的以及令人痛苦的证据。当讨论陷入关于多样性的争吵时(Cernekee 也加入了),Google的一位高级副总裁试图关闭此列表。Cernekee 开始用批评亲多元化“社会公正政治议程”的帖子轰炸该主管的Google+信息页。他写道:“我们能不能在员工手册中增加对明确禁止的观点的声明,以便每个人都知道底线是什么?”作为回应,Google人力资源部门向Cernekee 发出了书面警告,称他的评论“无礼,具有破坏性,无秩序且不服从规定。”

虽然Google对辩论的另一方也采取了行动,但对Cernekee的训诫却产生了影响更持续的后果。2015年11月,Cernekee 向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提出指控,声称Google的警告构成了对他的政治观点的报复。他还声称,谴责干涉了他参与“受保护的协同活动”的权利——也就是说,根据《全国劳工关系法》,他有权自由讨论自己的工作条件。

Cernekee一边跟Google进行长达数年的法律斗争,一边仍活跃在内部的频道上。在2016年,当金州光头党与极左翼的抗议者在萨克拉门托公园发生冲突时,Cernekee 在Google的Free Speech邮件列表上为前者辩护。

不过尽管Cernekee在Google内部很惹眼,但他在开放的互联网上却几乎不可见。因此,Cernekee 不会成为Google最著名的异教徒。这种内外有别要归功于相对沉默寡言的Google搜索工程师James Damore 。

2017年6月下旬,Damore 在Google总部参加了一场推动多元化的公司活动。他声称听到了组织者讨论要为女性和代表性不足的少数群体提供额外的工作面试机会,以及更友好的环境。(Google表示不会为特定人群提供额外面试。)在Damore看来,这似乎违反了Google任人唯贤的招聘流程,这是一套精心设置的体系,其目标是客观的筛选出合格的工程师。

不久之后,在出差中国的飞机上,Damore写了一份长达10页的备忘录,声称生理差异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Google的女性工程师人数会较少,所以该公司试图实现性别平衡是错误的,是对男性的歧视。他说,平均而言,女性对人比对物更感兴趣,也更有同情心,更加神经质,自信心就差一点。为了给这些个性差异的说法找到支撑,Damore 引用了两项研究,三篇维基百科词条以及一篇来自Quillette的文章。Damore在备忘录中说,旨在提高多样性的招聘做法“其实会降低Google的招聘门槛。”

整个7月Damore都在设法引起Google管理层对其担忧的关注。他把自己备忘录寄给了多元化峰会的组织者以及Google的人力资源部门;根据一位同事的建议,他还把它发布到了讨论多样性的内部列表服务器Coffee Beans上。他还在Google的“Bias Busting”(员工会进行角色扮演来说明如何识别针对少数群体的无意识偏见)研讨会上亲自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Damore把自己的备忘录视为是对知识多样性的一种呼吁,他认为自己的论证是一种保守的政治立场,但是被Google的“意识形态回音室”抑制住了。Damore 写道:“这是一种迫切需要被告知的观点。”

不过,Damore的很多同事之前都听过这个观点。甚至都听到倒胃口了。一位谷歌前高管表示:“大家每个月都会写这样的东西。”当大型会议和内部论坛上出现多样化的话题时,一位黑人女性员工说,“ 你大概需要等待10秒钟才会有人跳进来说我们正在降低标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争论是周而复始地进行,因为总会有第一次参与这些讨论的年轻毕业生不断涌入。Google当时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在招聘。2015年至2017年期间,它增加了约20000名全职员工,这个数量跟Facebook的全体员工人数大致相同。(即使在这段时间的招聘之后,Google的技术人员中男性仍占80%,白人占比为56%,亚裔占到41%。)

如果不是受了同时怂恿的话,Damore备忘录这件事也许慢慢就淡化了。但是8月2日星期三,Damore开始吧自己的备忘录分享到内部邮件列表Skeptics上。第二天又分享到自由主义者的内部邮件列表Liberty上。到了周五时, “反多样性宣言”开始在Google内部发酵。

当时Pichai 正在度假,但他的副手告诉他这件事最好要尽快处理。Pichai要求召集全体管理团队参加会议。但是到星期六时,Damore的备忘录副本已被泄露给Gizmodo 。虽然Google员工还在等待来自高层的官方回复,但想要表达对女性的支持的经理已经开始大声谴责内部Google+上有关备忘录的看法。

对于Google的网站可靠性工程师Liz Fong-Jones来说,备忘录上面的观点自己特别熟悉。Google的工程师并未加入工会,但在Google内部,Fong-Jones基本上履行了工会代表的职能,他会把员工从从产品决策到包容性实践的所有关切都转达给管理人员。在2011年公司向外发布Google+时,她就已经获得了这种非正式的角色;在发布之前,她警告高管不要要求大家在平台上使用真实姓名,认为匿名对弱势群体很重要。当公众的骚动跟Fong-Jones预测的一样时,她坐在高管面前与对方谈判一项新政策——然后解释了对员工的愤怒做出妥协的必要性。在那之后,经理和员工都开始来找她调解各种内部紧张局势。

作为这项内部宣传工作的一部分,Fong-Jones对内部论坛关于多样性的讨论方式已经习惯了,不像Cernekee、Damore和其他“只是提问题”的同事那样还受到困扰。在她看来,Google的管理层任由这些事态烂下去已经太久,现在是他们表态的时候了。在Google+的一篇内部帖子里,她声称“斩掉美杜莎所有脑袋的唯一方法就是所有言论都不给上平台。”

几个小时后,Fong-Jones 的“美杜莎”论引爆了Google的内部网络。带种族和性别歧视的辱骂言论充斥着右翼份子的博客评论。有人匿名写道:“他们应该把所有那些怪物从屋顶上抛下来。”

周一早上,Google高管终于开始开会讨论如何处理Damore的事情。据说意见分成了两派。一半高管认为Damore 不应被解雇。但YouTube CEO Susan Wojcicki 和公关主管Jessica Powell敦促在座的考虑一下,如果Damore 是对种族而不是性别采用同样看法的话,大家会如何反应。这说服了高管们:那位工程师必须走。在向员工发送的一份说明中,Pichai 表示,因为导致性别刻板印象持续的原因,他要解雇Damore。

Pichai 试图让传递出来的信息不偏不倚地。他写道:“认为我们的一部分同事所具备的特质在生理上不太适合那项工作的说法令人反感,这是不行的。与此同时,有些同事质疑自己还能不能以在工作场所畅所欲言(尤其是那些少数派的观点)。他们也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这也是不行的。大家必须能自由的表达异议。“然后他答应飞回湾区出席周四的TGIF会议讨论此事。

不出意料,Damore被裁引发了一波右翼的负面报道。Tucker Carlson、Ann Coulter以及Ben Shapiro均抨击了Google;《纽约时报》专栏作家David Brooks则呼吁Pichai 引咎辞职。Damore的处女访谈献给了油管达人Jordan Peterson和Stefan Molyneux ,而后者是“种族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另类右翼视之为替自己背书,开始炮制Damore的迷因,把他的脑袋拼在了马丁·路德的身上,还把他的备忘录钉在了教堂的门口。

来自Google内部的更多泄密更是令事态火上浇油。Google员工在内部社交网络上对话的截图(有些可以追溯到2015年)开始出现在Breitbart(右翼新闻网站)上。与此同时,在一个亲特朗普的subreddit子版块上,有人把8位Google员工(均属于同性恋、跨性别或者有色人种)的照片和个人资料放了上去。而Fong-Jones就是其中之一。而他们的资料简介瞬间就成为了人身攻击的对象。在Damore 被解雇两天后,Breitbart 的前技术编辑Milo Yiannopoulos 向200万Facebook 粉丝分享了Reddit上的那幅拼贴画。他写道:“看看都是谁在为Google工作,这一切现在都说得过去了。”—— 好像裁掉Damore是这八名员工做出的决定一样。

对于被当成靶子的员工来说,泄密是可怕的。他们的同事有多少人向另类右翼爆料了?还有多少泄密的情况?他们的雇主要做些什么才能保护他们?

Google过去已经因为泄漏Memegen的内部迷因而解雇了一名员工。但是,当被曝光员工报告被骚扰时,Google的安全团队告诉他们,屏幕截图的泄露可能符合“受保护协同活动”(Cernekee 也援引了这项劳工权利)的法律定义。

对于Fong-Jones来说,安全团队的回答既令人震惊又具有启发性;她没有意识到泄漏者也可以得到保护。她说:“每个人都认为Google绝对有权制止你讨论跟Google有关的任何事情。”然而,Google之手显然也受到劳动法的束缚。

高管们觉得自己已经尽其所能了。他们提出安排被人肉搜索的员工到酒店过夜。但在被人肉的员工看来,Google对另类右翼强烈抵制以及进一步法律诉讼威胁的害怕,似乎胜过了对忠心员工安全的顾虑。

到Pichai 应该到TGIF上 回答关于Damore的问题的那天,混乱已经包围了Google。那天下午,Damore带着一位摄影师(《纽约时报》最近称之为另类右翼的安妮·莱博维茨)回到了Google。对于即将开始的场面,这位工程师挑逗自己的40000名Twitter粉丝说:“山景城直播啊。”而嗅觉灵敏的科技记者马上让内线员工给他们进行实时播报。

不过在会议开始四十五分钟前,Pichai 就已经向他的78000名员工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长话短说。对不起通知得有点晚,但是我们将取消今天的大会堂会议。就像以往推动我们共同前进一样,我们本来希望今天能够开诚布公地讨论有一个坦诚,开放的讨论。”但是,他写道,员工提交有待讨论的问题已经被泄露给媒体了。他还含糊地暗示有员工被人肉也是取消此次会议的理由之一。Pichai 写道:“在一些网站上,一些Google员工的名字已经被放上去了。”

收到Pichai的电子邮件时,Fong-Jones正在自己布鲁克林的家中。她曾希望这位高管解释为什么,鉴于到他们解雇Damore的理由,他们已经让他的备忘录在Google内部流转了一个多月。现在感觉好像Google正在利用她和其他员工所遭遇的辱骂作为不回答问题的借口。她说:“着跟我的新想法百分之百不一样。这不会让我更安全。事实上,对于骚扰我的人来说,这几乎就是一次胜利。”

在进行内部宣传的工作中,Fong-Jones一直很乐意按照对方要求跟高管见面。她保守他们的秘密。她遵守了规则。她也让其他人这样做。高管跟他们信任的人交谈,他们不相信会向局外人透露口风的人。但现在Fong-Jones决定自己动手。10月,她邀请了一个一般针对蓝领工人的劳工组织,向Google员工传授更多有关受保护的协同活动的信息。也许对劳动法的了解会派上用场。

三、高层再现辉煌的努力

一开始,Google给员工提供自由,因为这样做得到了回报。该公司的第一个数十亿美元级别的胜利就来自于赋予工程师自主权并激发他们的野心。2002年,五位工程师在周末写出了AdWords 背后的核心理念,后者此后成为公司大部分收入的来源。这些工程师并不属于广告团队,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他们的份内之事。但是他们看到Larry Page星期五下午留在茶水间的一张纸条上写着“这些广告太糟糕了。”周一凌晨5点,这群工程师发出了一个链接,上面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原型。

这一突破为一个似乎是良性的循环打下了基础。由于Google靠展示广告来赚钱,所以它自身是发展互联网以及寻找让互联网变得有用的新办法的既得利益者。改变世界的免费产品不断涌现:比如搜索、Gmail、Chrome、Maps、Docs、Photo、翻译等。对于幸运的受益者——该公司的数十亿用户来说——Google几乎就像个公益事业而不是资本主义企业。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师蜂拥而至,而公司则允许他们花时间去折腾自己的兴趣。福利、员工自由,以及崇高使命,Google把这些东西视为是自己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领先的有效手段。

慢慢地,Google的领导者把这种激进的文化编成法典并将其传播给外界,就好像Google已经找到了搁置管理和商业的一般法则的办法一样。在2014年的畅销书《How Google Works——重新定义公司》中,Google文化的两位主要架构师之一,Schmidt以及Jonathan Rosenberg,均强调了公开辩论对照顾和喂养创新人员的重要性。他们写道“根据我们的经验,大多数聪明的创意人员都有强烈的观点,并且渴望畅所欲言; 对他们来说,对异议所肩负的文化义务让他们有这么做的自由。”他们强调了铲除“无赖(knaves)”(撒谎者、骗子、懒人)的重要性,但支持和保护“天王天后”,也就是执拗而又有才华的,但会刺激其他员工神经的员工。Schmidt今年早些时候接受《连线》采访时曾说道:“你需要这些另类的天才,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推动产品卓越的人。他们比其他的技术人员更加出色。”

Android(2005年被Google以5000万美元收购的一家初创企业)联合创始人安迪·Rubin(Andy Rubin)就是Google天王的典型之一。Rubin以其领地意识强、苛刻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创造性而著称。记者很少会错过他对奇怪装置的偏爱,比如他家的门铃里面有个机械臂来鸣锣,外面还有个视网膜扫描仪。(据2007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Rubin说“该系统可以更容易地应付前女友。不用费劲脑汁去索回钥匙,只需简单的数据库更新即可。”)

就像高管所看到那样,Rubin干得很出色。在确保公司安全且有利可图地过渡到移动时代这件事情上,他干得比任何人都好。随着用户从台式机转向智能手机,Android的开源操作系统成为Google消费者应用的特洛伊木马,其中最重要的是搜索。到2013年,Android已经坐拥10亿用户,其成功让Rubin可以享受到难以置信的额外福利,包括用1%的利率贷款1400万美元购入日本的一套海滨别墅。Page对他特别感激。甚至在Google薪酬委员会还没有批准前,他就给了Rubin1.5亿美元的股票赠予。

Google文化里面有些概念是拿来主义。(比方说,“发表不同意见的义务”是从麦肯锡那里借来的。)但Google把这些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一致的,充满抱负的说辞,在这套说辞下,工程师俨然成为有着自由思想,唯一能够按照第一性原理重新安排世界的人。这种文化有助于招聘,有助于留住人才,并让公众和监管机构赞赏不已。可如果Google变得极其强大了呢?过去的垄断企业变大后就开始哄抬物价并变得不那么具有创造力。而Google的产品仍坚持免费并继续让你大吃一惊。

甚至包括10多年前退出那个众所周知的大市场的决定,也得到了内部员工释放出来的巨大善意。Schmidt在《重新定义公司》中写道,这是对公司的原则“指导着应该如何做出一切艰难决定”的再度肯定。

然而,在五年内,这一决定的成本——以及Google这一整个成功方程式的局限性——开始变得令人不安。Google仍是台造富机器,但广告收入增长正在放缓,招聘工程师和研发投入的成本正在迅速攀升。投资者想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Google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该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但它的线上增长正越来越为社交网站所挤占。对于在Facebook内闲聊或者跟Alexa 交谈的用户来说,Google的app不再是一键进入。虽然该公司的创始人在捣腾无人车和氦气球互联网,但Amazon在一个本该是Google领地的领域树立起来巨大优势:云计算。

Page和Brin 十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发展云计算。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为Gmail等Google自己的产品提供动力。但Google的数据中心都是自用的,没有交易完结,合同管理,也没有为其他公司定制基础设施。

Amazon就不用吃这种后悔药。2006年,它开始向其他公司推销一个简单但高效的云计算平台,最终为NASA和Netflix等客户提供包括存储和处理数据在内的按需访问计算能力。2012年,当Google最终提供名为Google Cloud的类似服务时,Amazon早已经一骑绝尘了。2015年4月,贝索斯透露,Amazon Web Service去年为公司带来了46亿美元的收入,并有望在短期内超过零售业务。谷歌的财报会就在同一天召开。当时该公司报告其90%的收入仍来自在线广告。

大概与此同时,Google退出中国的决定似乎越来越像一次自我隔离的举动。在整个硅谷,寻求增长机会的科技巨头都在追逐中国当时的6.8亿互联网用户。苹果自2010年以来就一直在中国运营着一家应用商店。微软的搜索引擎Bing自2009年以来就一直按照当地的政策提供搜索结果。甚至LinkedIn也去到那里了。与此同时,Google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像小米这样的中国手机制造商销售的手机跑着在非官方版的Android上——这意味着主屏上没有Google搜索,没有Google应用商店,也没有好办法从数百万台设备上赚钱。

问题不仅在于Google在这儿或那儿会失去部分收入。对Google来说,云计算和中国这两个薄弱环节还会引发生存恐惧:这意味着公司将看不清互联网的演进方式和未来前景。

2015年,Google开始进行大规模重组。在新的母公司Alphabet护卫下,登月行动和编外项目将被放到Google之外,Google要更专心去赚钱。随着Pichai 成为Google的新CEO,在中国和云计算寻找新的落脚点成为公司的当务之急。比方说,Phchai首先采取的举措之一,就是请VMware的创始人之一Diane Greene过来领导Google的云计算部门。但追赶贝索斯需要Google调整方向。买家想要的是可靠性,而不是魔法——他们希望山景城有人拿起电话。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Green需要去抓住一些大客户。

四、Project Maven

2017年8月11日,在Googleplex的一团混乱促使Pichai取消讨论Damore议题的大会堂会议之后——Google的高管招待了一位不太可能的造访者: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Google总部,他们在一张豪华的会议桌边会见了这位退休将军,桌子的一边是Brin、Pichai、Greene以及Walker,另一边是马蒂斯 的工作人员,所有人都坐在最新型的Aeron座椅“Mineral”上。

马蒂斯到那里是为了谈生意。五角大楼正在重新调整与硅谷的关系,在20世纪50、60年代,硅谷正是靠一批军事合同发展壮大的。人工智能的兴起使得双方的潜在关系再度可能变得互惠互利。近年来,部分也是在Schmidt等技术高管的敦促下,五角大楼开始寻求签订合同让自己数字基础设施现代化。但在五角大楼可以全情投入到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之前,它必须对自身存储的数据打上标签并移至云端。

马蒂斯造访时,据说Google正在投标启动这一转变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叫做Algorithmic Warfare Cross-Functional Team(算法战跨职能小组),也被称为Project Maven。该项目内容涉及到对无人机拍摄的镜头进行标记,从而训练计算机视觉算法,一旦所有内容都放在云端的话,系统就可以自动分析新的无人机镜头了。虽然这份合同相对较小,但Maven对Google来说代表着重要潜在奖赏。Greene最近自诩,分析师当时估计市场额度只有5%的Goolge Cloud,到2022年可能就会超过Amazon。联邦政府的合同提供了实现目标的快捷手段。Maven可以为Google铺平道路,让它可快速得到自身所需的更多利润丰厚的国防和情报机构合同,比方说联合企业国防基建(JEDI),这是五角大楼的一项价值约100亿美元云计算大合同——如果有哪个狡猾的竞争对手从贝索斯手里撬走的话。

Google,Amazon和IBM都在角逐Maven合同。但谷Google是个尤其偷偷摸摸的竞争对手。该公司通过承包商悄悄地投标,并禁止五角大楼在未经事先批准的情况下提起Google。由于Google似乎已经接近赢得合同,云计算团队的高管们在考虑跟五角大楼达成的协议——尤其是与自动武器有关的协议——如何才能反映出Google不作恶的品牌形象。9月,在与马蒂斯会面几周后,他们讨论了一些积极的公关手段,目标将聚焦在Maven合同中“香草云技术”方面。斯坦福大学教授,Google Cloud AI首席科学家李飞飞写道:“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提到或暗示任何有关AI的东西。李并没有参与Maven合同,但她对围绕着AI的公众形象产生的炒作和困扰表示担忧。“武器化AI可能是人工智能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对于想方设法破坏Google的媒体来说这就是一块红肉。”

李飞飞对大家如何看待Maven的担忧是对的,但媒体并不是她唯一需要担心的群体。Google在9月底赢得Maven合同时,该公司选择不发表任何评论——甚至对自己的员工也不说。但是不久之后,Liz Fong-Jones从一群相关工程师那里了解到了Maven。他们让她保持沉默,直到1月他们才试图说服管理层改弦易辙。Fong-Jones同意了,并把她的焦点集中在Google内部正在悄悄燃烧的另一场大火上。

James Damore 在2018年1月8日旧金山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与律师Harmeet Dhillon 一同出现,并宣布对Google提起诉讼。

2018年1月8日星期一,正好的早上8点之前,由一位共和党政治顾问成立的一家旧金山的公关公司Praetorian PR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邀请记者出席一场“重大新闻发布会”,届时James Damore 及其律师Harmeet Dhillon(加州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成员,“经常接手备受争议引人注目的案件”)将会露面。

“你不会想错过的,”电子邮件承诺道。

Damore坐在Dhillon 旁边,后者告诉一知半解的科技记者和当地新闻分支机构说,她的客户已经对Google发起了集体诉讼,指控其歧视白人、亚裔、男性以及保守派,或这些角色的任何组合。Dhillon翻看着厚厚的起诉书解释说:“我们的起诉书一般不会超过100、200页的投诉。可是我怕大家都不相信这些荒谬的鬼话,所以我们把截图都附上了。”

其实2017年12月Damore 就已经表明了起诉Google的意向,当时提交的资料表明Kevin Cernekee也是原告之一,但是Dhillon那天公布的起诉书中并未出现Cernekee的名字。起诉书援引了Google给他的警告信,以及他与高管和人力资源部门互动的详细信息,作为Google歧视保守派的证据,但Cernekee的身份对外界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见的。至少其他的169名Google员工就不那么幸运了:诉讼中的屏幕截图显示了数十个电子邮件地址,个人资料图片和讨论片段。大多数都是从Google的内部社交网络中挑选出来的,其中包括一个关注心理健康的匿名留言板,以及一个针对性别非二元雇员的邮件列表。

新一轮的骚扰很快开始。威胁蜂拥而入,呼吁把将批评Damore的员工爆头、下毒、炸死、人肉……,然后抛掉。和以前一样,许多被选出来的员工都是同性恋和跨性别的人。在像4chan这样的论坛上,诉讼中暴露的员工姓名与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是关联的。至少三名员工的个人信息被挖出并在网上发布。另一名员工成为Kiwi Farms在线论坛上的主题,而后者被《纽约》杂志称为是web上最大的跟踪狂社区。

Fong-Jones的一贯做法都是把不同意见保留在公司内部,但那个月是个例外。她和另外14名现员工向《连线》透露了Google内部就多样性问题进行的“肮脏战争”。对Damore案件的大多数新闻报道都夸大了Google对保守派的打击。但这些员工认为还有别的事情正在发生。他们说,HR已经被“武器化”了。战斗双方的Google员工已经擅长诱骗同事说出可能违反公司行为准则的事情,然后再到人力部门打小报告。但右翼的Google员工走得更远,他们会向全世界播放该公司未经审查的争吵片段,并挖坑给自己的同事导致他们被骚扰。

就其本身而言,GoogleHR部门的感觉是都快要被各种各样的政策违规行为给淹没了。按照Fong-Jones和她的同事的说法,这个部门太过专注于表现自己的不偏不倚了。因为用“白人特权”和“白人男孩”等词批评Damore的备忘录,员工受到了谴责甚至解雇。Google在一份此类解雇声明中表示:“禁止宣传基于种族或性别的成见。”

在与《连线》谈话后不久,Fong-Jones帮助起草了一份声明,向同事解释她和其他人为什么要去找媒体。她就让同事签署一份呼吁争取更安全的工作场所的请愿书,要求加强对邮件列表以及防止对同事进行人肉的规则的管理。请愿书一共获得了2600份签名。但这只是那个冬天发出的请愿书浪潮当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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