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国财政：钱从哪来?到哪去?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长江宏观固收”，作者赵伟团队。

从预算内到预算外，“广义财政”内涵不断丰富，政府性基金等成重要资金补充

一般财政是我国预算内主要调控工具，政府性基金等是重要资金补充。我国传统预算框架主要围绕一般财政展开;2010年后，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等逐步纳入预算体系。其中，一般财政以税收为主体、支出占比接近80%，是预算内主要调控工具;政府性基金支出规模超6万亿元，是预算内重要资金补充。

伴随预算外财政日益扩张，构建“广义财政”指标，有助于衡量财政积极程度。伴随地方政府对财政资金需求持续增长，预算外财政日益扩张;综合预算内财政(一般财政+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和预算外财政(城投债+政策性金融债+铁道债+PSL)，可以构建“广义财政”指标，衡量财政实际积极程度。例如，2017年防风险背景下、预算外明显收缩，广义财政同比回落，财政发力趋弱。

从支持基建到保障民生，财政发力结构持续变化，民生类成为财政投放重点

总量规模扩张同时，财政资金运用持续优化，“年末冲高”、“资金淤积”等问题得到缓解。近年来，财政收支节奏明显改善，财政支出季末、年末“冲高”现象得到一定缓解。此外，通过大规模盘活存量财政资金“蓄水池”，积极财政的发力空间也得以扩张;截至2017年底，预算内结余资金规模在6800亿元左右。

财政发力结构也在持续变化，民生类成为财政投放重点。2017年社保民生类占一般财政支出比重已提升至42.6%，明显高于基建类(24.8%)和公共服务类(19.7%)，财政发力点与以往明显不同。伴随信贷投放趋弱，预算外财政对基建融资的重要性持续抬升，当前自筹资金占基建投资资金来源比重已高达60%。

从稳增长到促转型，“积极财政”结构性发力、助力转型，是经济突围必由之路

从稳增长到促转型，积极财政结构性发力、加速经济转型。传统周期下，财政多与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平抑经济波动，主要对冲出口需求或制造业投资下滑，铁路、农村等传统基建是主要发力点。转型背景下，积极财政更多发挥结构优化功能;其中，减税兼顾“稳增长”与“调结构”，已成为积极财政的发力重心。

加强财政结构性倾斜、引领创新驱动，是转型突围必由之路。我国宏观税负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主要是企业部门税负偏高，结构性减税正当其时。结合产业发展规律来看，当前我国公共教育占财政支出比重接近15%、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超过2%，积极财政支持创新驱动逻辑已有初步体现。下一阶段，通过结构性减税加强财政支持、引领创新驱动，将是我国实现转型突围必由之路。

报告正文

近年来，财政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大国财政内涵不断丰富，定位也在悄然变化。本文旨在构建一个广义财政分析框架，梳理转型背景下“积极财政”的结构变迁。

从预算内到预算外，广义财政内涵不断丰富

一般财政收支是我国预算内财政主要调控工具

一般财政支出占我国预算内财政比重接近80%，是预算内财政的主要调控工具。我国传统预算框架主要围绕一般财政展开;2010年后，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等项目逐步纳入各级政府预算体系;2014年后，伴随《预算法》的修订完善，我国开始形成“全口径预算”管理模式，包括一般财政、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账”。其中，一般财政是预算内财政主要调控工具，以税收收入为主体，主要用于民生保障、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国家机构运转等方面公共开支;2017年一般财政支出20.3万亿元、占预算内财政支出[1]比重高达76.3%。

一般财政收入中，超过80%由税收收入贡献，主要集中在国内增值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等核心税种。我国一般财政收入由税收收入(税)和非税收入(费)组成;其中，税收收入占比长期保持在80%以上，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2017年我国20个主要税种中，前5大税种收入合计占比高达80%，分别是国内增值税(35.6%)、企业所得税(20.3%)、进口消费税增值税(10.1%)、个人所得税(7.6%)和国内消费税(6.5%)[2]。非税收入中，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26.4%)、教育费附加收入等专项收入(24.9%)、行政事业性收费(16.8%)等占比较高;2017年后，伴随降费减负政策密集落地，非税收入规模回落较快，今年前3季度非税收入占一般财政收入比重已降至12.6%。

一般财政支出能力主要取决于财政收入表现;投向结构来看，民生和基建类是我国财政支出重点。财政收入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表现，我国一般财政收入与名义GDP走势较为一致;而一般财政支出能力主要取决于当年财政收入表现(历年结转结余和举债带来的财政赤字，可以理解为对财政支出空间的“扩充”)。2017年我国23个主要财政支出项中，教育(14.8%)、社会保障和就业(12.1%)、城乡社区事务(10.1%)、农林水事务(9.4%)等民生和基建相关领域支出占比较高，是当前我国财政支出的重点投向。

财政赤字是财政积极程度的重要体现;2015年以来，我国实际赤字率已连续高于预算赤字率。一般财政收支差额部分表现为财政赤字(支大于收)或财政盈余(收大于支)，是衡量财政积极程度的重要指标;在每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披露本年度的预算赤字规模和预算赤字率。需要注意的是，预算赤字是经过勾稽处理的财政安排[3]，更能够真实反映当年实际财政收支差额的是实际赤字指标[4]。2009年以来，我国预算赤字和实际赤字规模均明显上升。其中，2014年以前，我国实际赤字规模大多低于预算赤字规模;2015-2017年，实际赤字规模连续高于预算赤字，实际赤字率分别达到3.4%、3.8%和3.7%，高于预算赤字率2.3%、3.0%和3.0%。

政府性基金收支是预算内财政资金的重要补充

政府性基金占预算内支出比重超过20%，是我国预算内财政的重要补充。政府性基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5]，是当前预算框架下，地方政府扩大财政发力空间的重要补充[6]。2015年以来，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持续回升;2017年，政府性基金支出规模达6.1万亿元，占预算内财政支出比重22.9%。政府性基金遵循“以收定支”原则，由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作为政府性基金的“赤字”补充;2015年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持续扩张，2018年已达1.35万亿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中，超过80%来自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的重要体现。当前全国政府性基金包括26个主要收入项目，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具体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等)占比超过80%，是政府性基金收入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是当前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的重要体现[7]。除了土地出让相关收入外，车辆通行费(3.1%)、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2.9%)和彩票公益金(2.3%)等政府性基金项目收入占比较高。

除政府性基金外，国有资本经营收支也可安排资金调入一般财政预算，但规模相对有限、占比不足1%。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是对国有资本实行调整、分配而产生的收支预算，按照“收支平衡”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同样可以安排资金调入一般财政。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主要来自国资企业利润收入(75.2%)、产权转让收入(8.6%)、股利股息收入(7.9%)、清算收入(0.3%)等;支出则主要投向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43.5%)、商业服务业等事务(13.6%)、交通运输(10.5%)、城乡社区事务(3.4%)等项目。由于国有资本经营支出规模较小(占预算内财政比重仅0.8%)，总体影响或相对有限。

城投债、政策性金融债等预算外财政日益扩张

伴随地方政府对财政资金需求的持续增长，部分预算外财政日益扩张;城投债就是其中典型代表，全年净融资规模一度高达1.5万亿元。1990年代初投融资体制改革后，政府投融资平台(城投公司)逐步承担起地方政府城市建设职能，并通过发行城投债募集建设资金;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收支“缺口”进一步扩大， 对城投债需求逐渐提升;2009年“一揽子”计划后，城投债发行量和净融资规模大幅增长，2014年全年净融资规模高达1.5万亿元;2015年后，伴随地方政府允许自主发债、并开启政府性债务置换，城投债发行量明显回落，2017年净融资规模已降至不足0.5万亿元。

政策性金融债也是预算外财政的重要补充，近年来净融资规模保持在1万亿元以上。政策性金融债由我国3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向金融机构发行，主要用于国家大型基建项目、以及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如支持西部大开发)等项目建设。近年来，政策性金融债保持较高发行量和净融资额，2011年以来，全年净融资额均在1万亿元以上;结构来看，近年来农发债净融资规模提升较快，2017年国开债、农发债和进出口行债净融资规模占比分别为48.9%、36.4%和14.7%。

主要投向基建相关领域、具有一定财政属性的PSL和铁道债，也是预算外财政的重要组成。其中，2014年创设的PSL(抵押补充贷款)类似于再贷款，通过央行向国开行等[8]投放PSL、国开行等再向地方投放贷款形式，对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安居工程、重大水利工程等特定项目给予资金支持;2015-2017年，PSL净融资规模分别为6981、9714和6350亿元。铁道债则是中铁总(原铁道部)发行的政府支持债券[9]，主要用于铁路相关基建支出;近年来，铁道债净融资规模较为稳定、在1500亿元左右。

综合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可以构建广义财政指标，衡量财政积极程度;2017年，预算外财政明显收缩，拖累广义财政资金同比回落。综合预算内财政(一般财政+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和预算外财政(城投债+政策性金融债+铁道债+PSL)，可以构建广义财政指标，以衡量财政实际积极程度。2010年以来，预算外财政扩张明显快于预算内;2016年预算外财政占广义财政比重一度高达16.1%。2017年以来，伴随去杠杆、清理隐性债务等逐步推进，以城投债为代表的预算外财政明显收缩、占比大幅下降至9.3%;预算内财政和广义财政走势也出现背离，预算内财政同比明显回升的同时，广义财政同比由10.0%回落至4.8%，“积极财政”发力实质趋弱。

从基建到民生，财政政策发力结构持续变化

平滑节奏、盘活存量，财政资金运用持续优化

总量财政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财政资金运用也在持续优化。近年来，伴随政府职能转换，财政资金运用明显优化;一般财政口径下，主要表现为财政支出季末、年末“冲高”现象得到缓解，经济波动有所平滑。我国一般财政收支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波动特征，其中，企业所得税等高占比税种在季初月份集中上缴，使得1、4、7、10月财政收入明显高于其他月份;而季末集中进行工程结算付款、年末进行预决算调整等因素，使得3、6、9月财政支出规模较高，11、12月更经常出现财政支出“年末冲高”现象。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支节奏明显改善，预算规划更加合理、支出进度相对加快。一方面，相较以往财政收支大幅偏离年初预算规划(例如，2010-2011年，财政收入决算数高于预算数10个百分点以上)，近年来财政实际收支与年初预算数差距明显减小(2017年，财政收支决算数分别高于预算数2.3和4.3个百分点)，财政资金对经济增长预期的扰动得到一定程度改善。另一方面，相较以往财政收入节奏大幅快于财政支出节奏(例如，2011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占预算数比重超过60%，而支出比重低于45%，与财政序时进度50%偏离较大)，近两年来财政支出节奏明显有所加快，上半年财政支出占预算数比重已达到50%以上水平，财政资金使用的季节性波动逐渐趋于平滑。

通过大规模盘活存量财政资金，积极财政的发力空间也得以扩张。我国历年财政收支中的盈余部分[10]，作为结余计入财政“蓄水池”，可以作为财政发力空间的补充资金来源。事实上，2014年以前，我国实际赤字规模常年低于预算赤字，结余资金余额不断扩大;2015年后，伴随减税降费政策加快推行，财政收支逐渐“吃紧”，开始大量使用结余资金弥补实际赤字“缺口”。截至2017年底，综合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4666亿元)、地方财政结余资金余额(-10000亿元[11])、政府性基金结余余额(12140亿元[12])来看，预算内财政结余资金余额规模在6800亿元左右。

伴随经济转型，一般财政加大向社保民生倾斜

伴随经济结构转型、政府职能转换，财政支出结构也在持续变化，社保民生类支出占一般财政比重明显提升。经济发展初期，我国财政支出重点投向一般公共服务(政府行政开支)、国防、公共安全等公共服务类领域。伴随我国经济、人口结构持续变化，以及政府职能定位转变、深化简政放权，财政支出结构也在发生明显变化;过去10年间，公共服务类[13]占一般财政支出比重由31.7%降至19.7%，社保民生类[14]占比则由34.6%持续提升至42.6%[15]。2017年，教育(14.8%)、社保就业(12.1%)、城乡社区事务(10.1%)等分项占一般财政支出比重最高。

其中，公共服务类项目主要由中央财政资金予以支持。分税制背景下，我国一般财政收支可以划分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近年来，中央财政收支占比总体趋于回落;2017年，剔除转移支付后的中央本级财政支出3.0万亿元，占全部一般财政支出比重仅14.7%。结构来看，中央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类(占比46.4%)和社保民生类(占比20.7%)领域;基建类(占比6.3%)总体占比较低，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运输等交通运输类项目(占比3.9%)，以及农业、水利等农村基建类项目(占比2.4%)。

地方财政资金对社保民生类支持较强;近两年来，对基建类支持也趋于回落。不同于中央财政主要支持公共服务类项目，地方财政需要兼顾民生发展与经济建设，过去10年间，社保民生类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由37.1%提升至43.4%，基建类比重由19.0%升至28.6%，而公共服务类比重则由23.7%降至14.4%。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12.9%)、城乡社区事务(11.5%)、农林水事务(11.1%)、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8.1%)等项目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较高。此外，伴随地方债务压力提升、预算外融资渠道打开，2016年起，基建类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也开始趋于回落。

政府性基金和预算外财政成基建资金重要来源

伴随一般财政持续向社会民生倾斜，政府性基金逐渐成为支持基建投资的重要预算内资金来源。不同于一般财政支出重点保障社会民生，政府性基金支出更加注重“建设投资”;从政府性基金支出结构来看，除了征地和拆迁补偿外，对基建类项目支持也较强，约35%资金投入土地开发、城市建设等基建相关领域。从地方政府专项债募资投向结构中也能看到，超过60%资金投向交通设施、水利设施、城市维护等基建类项目，并可能通过进一步拉动配套信贷和社会资金等，支持基建融资能力的改善。

铁道债、PSL等预算外财政，也是当前基建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除了预算内资金外，城投债、政策性金融债、铁道债、PSL等预算外财政资金，也有较大比例投向基建相关领域，是当前基建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16]。其中，中铁总(原铁道部)发行的铁道债，主要用于铁路相关基建支出，其净融资规模与全国铁路投产新线长度走势较为一致。PSL工具则通过国开行、农发行等，发放棚户区改造专项贷款、水利建设贷款、农村交通贷款等，专项支持棚改、水利、交运等基建相关支出。

近年来，伴随信贷投向基建比例趋于回落，广义财政(特别是预算外财政)对基建融资重要性明显抬升。拆分金融机构贷款结构来看，2010年以来信贷投向基建、制造业等领域力度明显趋弱，更多投向服务业、个人房贷等领域。对应到基建投资结构来看，国内贷款占比由2004年的35%持续回落至2016年的15%，预算内资金占比由10%提升至16%，而包括城投债、铁道债等预算外资金在内的自筹资金，占比由46%提升至60%，已经成为当前基建融资最重要渠道。

从稳增长到促转型，积极财政定位悄然转变

传统周期下，财政多配合货币政策、平抑经济波动

伴随经济结构的持续转型，我国财政的角色定位也在悄然转变;传统周期下，财政多与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平抑经济波动。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选择，与所处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密切相关，并表现出较强的协同性。例如，在2005-2007 年经济持续上行周期，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出现严重通货膨胀，2007 年央行6 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货币政策逐渐转向“从紧”，财政政策也更加“稳健”、财政赤字率明显下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2009年货币政策基调又转向“适度宽松”，财政政策也更加“积极”，通过“一揽子”计划等，刺激经济加快修复。

不同经济阶段，“积极财政”的政策对冲目标也存在差异;2011年前，“积极财政”主要对冲出口需求下降，2012年后则主要对冲制造业投资下滑。2011年前，出口波动对我国经济影响较大，“积极财政”主要用于对冲出口需求下降，例如，1998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外需拖累出口承压，财政政策基调分别由“适度从紧”和“稳健”转向“积极”，对应实际赤字率明显提高、基建投资增速明显提升。2012年后，“积极财政”主要对冲制造业投资的“下台阶”，实际赤字水平逐渐抬升。

传统周期下，铁路、农村基建领域是“积极财政”的主要发力点。例如，2009-2010年稳增长阶段，我国提出“一揽子计划”扩内需，通过大规模增发国债、提高赤字率，结构性提升财政支出水平，主要发力点就是铁路公路机场、农村基础设施等基建类项目。期间，交通运输(主要对应铁路公路机场建设)财政支出增速由负区间快速提升至100%以上，对应全国铁路新开工建设项目数量和铁路投资额大幅抬升;农林水事务(主要对应水利工程等农村基建)财政支出增速也阶段性提升超过70个百分点。

转型背景下，积极财政结构性倾斜、助力经济转型

转型背景下，积极财政进一步发挥结构优化功能，着重加快经济结构转型。2011年我国进入转型阶段以来，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更多是结构问题、而非总量问题;财政政策也不再局限于总量调控，更多发挥结构优化功能。例如，基建类占财政支出比重开始趋于回落，特别是以铁路公路建设为代表的部分传统交通运输类基建领域，近年来财政支出中枢已明显下移[17];而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民生类支出，以及科学技术、节能环保等“转型”逻辑相关项目，支出增速明显高于一般财政支出总体水平。

减税兼顾“稳增长”与“调结构”，已经成为当前积极财政发力的重心。一方面，减税能够降低企业成本、改善企业盈利，有助于激发经济内生增长动能;另一方面，加强对重点领域的财税倾斜(例如鼓励企业研发创新、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等)，有助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速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近两年来，我国陆续出台“营改增”试点、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等减税举措，今年进一步下调增值税税率、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上调个税起征点等，减负力度较过去几年明显加强;财政部预计，今年全年减税降费规模将超过1.3万亿元，减税力度创近年来新高。

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对研发创新和新兴产业倾斜，助力经济实现加速转型。近两年来，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重点聚焦支持企业研发创新(研发费用在缴纳所得税前加计扣除、研发设备购买税前扣除优惠等)和扶持新兴产业发展(退还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进项税额、免征科技企业孵化器增值税房产税等)，旨在加快培育技术密集型创新产业。初步测算，仅今年9月提出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政策，就能够增加上市公司净利润近300亿元，军工、通信、计算机、机械设备等高研发行业，盈利或实现明显改善[18]。

以邻为鉴，加强财政结构性支持，是转型必由之路

结合主要经济体表现来看，当前我国财税收入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企业部门税负偏高。横向比较全球主要经济体财税表现，有助于更直观地理解当前我国财政的结构性特征。2017年我国政府收入占GDP比重28.4%，在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处于中等略偏高水平，低于美国(30.9%)、日本(33.2%)、德国(45.0%)等发达经济体。但是，我国企业税负[19]高达67.3%，不仅高于印度(55.3%)、俄罗斯(47.5%)等新兴经济体，也明显高于美国(43.8%)、日本(47.4%)、德国(48.9%)等发达经济体，微观企业负担较重是当前我国财政亟待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财政支出能力来看，当前我国政府部门债务压力总体可控、财政收支相对平衡，政府支出仍有一定发力空间。政府财政支出能力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2017年我国一般政府收、支占GDP比重分别为28.4%和32.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总体来看收支相对平衡。结合政府部门负债表现来看，2017年我国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47.0%，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处于中等水平，明显低于美国(105.2%)、日本(237.6%)等发达经济体，债务压力对政府部门约束明显弱于企业部门，总体来看政府支出(特别是中央政府支出)仍有一定发力空间。

加大财政结构性支持，加强研发支出和新兴产业培育，将是我国成功转型、实现突围的必由之路。从全球产业迁移视角来看，产业发展总是经历“劳动驱动—资本驱动—技术驱动—创新驱动”的主动升级过程，只有持续加强教育和研发投入，实现自主创新驱动，才能带动产业加速迈向中高端、最终实现转型。当前我国教育占财政支出比重接近15%，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超过2%，高科技产品出口比例超过25%，PCT专利申请量占比超过20%、仅次于美国，创新驱动逻辑已有初步体现。下一阶段，继续通过结构性减税等倾斜政策，加强财政支持、引领创新驱动，将是我国成功转型、实现突围的必由之路。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

①从预算内到预算外，“广义财政”内涵不断丰富。其中，一般财政以税收为主体、支出占比接近80%，是预算内主要调控工具;政府性基金等是预算内重要资金补充。

②综合预算内财政(一般财政+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和预算外财政(城投债+政策性金融债+铁道债+PSL)，可以构建“广义财政”指标，衡量财政实际积极程度。

③总量规模扩张同时，财政资金运用持续优化，“年末冲高”、“资金淤积”等问题得到缓解。财政发力结构也在持续变化，民生类成为财政投放重点。

④转型背景下，积极财政更多发挥结构优化功能;其中，减税兼顾“稳增长”与“调结构”，已成为积极财政的发力重心。

⑤当前积极财政支持创新驱动逻辑已有初步体现;下一阶段，通过结构性减税继续加强财政支持、引领创新驱动，将是我国实现转型突围必由之路。

注释：

1、考虑到社会保险基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收支(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不能用于平衡一般公共预算(2017年《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对此有明确规定)，本文统计“预算内财政支出”口径时，已将社会保险基金相关数据进行剔除。

2、从收入规模来看，2017年我国前5大税种中，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进口消费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国内消费税收入分别为5.6万亿元、3.2万亿元、1.6万亿元、1.2万亿元和1.0万亿元。

3、预算赤字规模(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大于预算收入的差额)=一般财政支出总量(一般财政支出+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一般财政收入总量(一般财政收入+财政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

4、实际赤字规模=一般财政支出-一般财政收入。

5、政府性基金是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例如，对铁路运输企业核收铁路建设基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专款专用于购置铁路机车车辆等铁路建设项目支出，年终结余资金可以转下年度继续使用。

6、根据2015年国务院《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力度。暂时保留在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资金，与一般公共预算投向类似的，应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或制定统一的资金管理办法，实行统一的资金分配方式。

7、2015年以来，伴随房价明显上涨，土地供应大规模放量、土地出让价格持续高位，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比重明显抬升(从75%左右升至接近85%)，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也明显增大。

8、目前，央行对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发放PSL，分别对应发放棚改贷款、重大水利工程贷款、人民币“走出去”项目等贷款投向。

9、2013年起，央行将铁路建设债券、短融、中票等铁路各类债券融资工具，统一归入政府支持机构债券。

10、计入结转结余的一般财政收支盈余=(一般财政实际收入-一般财政预算收入)-(一般财政实际支出-一般财政预算支出)=一般财政预算赤字-一般财政实际赤字。当实际赤字规模大于预算赤字规模时，就不再表现为盈余、而是使用结余资金弥补赤字差额。

11、可以理解为地方一般财政结余实质上已经为负值(由政府性基金余额调入进行对冲)。

12、根据2015年国务院《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政府性基金结余资金可以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

13、公共服务类财政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支出。

14、社保民生类财政支出包括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住房保障支出。

15、此外，过去10年间，基建类财政支出(包括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支出)占比也有一定提升。

16、城投债、铁道债，计入基建投资资金来源中的“自筹资金”部分;而PSL、政策性金融债对应资金，最终通过银行贷款形式投向基建领域(已计入基建投资资金来源中的“国内贷款”部分)。

17、事实上，以铁路运输等为代表的部分传统基建占比回落，是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早期发展阶段，我国基建投资主要服务于工业生产，以电力等能源类投资为主;2000年至2010年前后，基建投资服务于工业化带动的快速城市化，在财政支出下，交通运输类基建投资占比明显抬升;2010年后，我国开始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基建投资的内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对应财政支出结构中也有明显体现。

18、利用3500多家上市公司2017年财报数据，根据 净利润增加额= (研发费用+资本化研发支出摊销)×加计扣除比例增幅×整体法所得税率 测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上市公司盈利的影响。数据测算结果仅供参考。

19、世界银行口径下的企业总税率，是指企业应缴税额和强制缴费额占企业利润的比重。

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或监管政策出现大幅调整;

2.海外经济政策层面出现黑天鹅事件。

(编辑：刘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