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通财经APP获悉,德国经济研究所(IW)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议程虽然推动了经济稳健增长和投资强劲,但未能缩减贸易逆差。特朗普政府通过减税、加征关税、吸引企业投资以及推动制造业回流等措施,试图重塑美国经济结构、扭转长期贸易失衡,并降低美国对海外供应链的依赖。不过,从目前的经济表现来看,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仍然存在明显分化。
报告指出,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关税措施以及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努力,取得了喜忧参半的结果。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稳健增长,与人工智能(AI)相关的投资也表现强劲,但就业创造步伐落后于前任政府执政时期,且通胀率仍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
报告还写道,尽管实施了大范围进口关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在8月份仍达到1300亿美元,高于两年前的水平。不过,贸易格局已经发生变化。欧盟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占比从2024年8月的20%降至7%,中国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占比则从29%降至14%。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努力迄今未能达到预期。2025年,美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下降8.2%,至2480亿美元,比2015年至2024年的平均水平低18%。此外,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正在加剧美国本已高企的公共债务,并推高利率。债权人开始质疑,美国是否有能力维持其高达40万亿美元的未偿债务。
关税政策重塑贸易格局,但未能扭转整体贸易失衡
特朗普将关税作为其经济议程的核心工具之一,试图通过提高进口商品成本,保护美国本土产业、促使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至美国,并迫使贸易伙伴重新调整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其政策思路是,借助关税提高海外生产和向美国出口的成本,从而增强美国本土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利用美国市场准入作为谈判筹码,推动贸易伙伴作出让步。
在这一政策框架下,特朗普政府扩大了关税措施的覆盖范围,并将关税与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以及产业政策相结合。除针对不同贸易伙伴实施关税措施外,美国政府还将半导体等战略性产业纳入重点关注范围,试图通过进口限制和关税安排,推动相关产业链在美国境内建立生产能力。
例如,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1月宣布,对部分先进计算芯片及相关产品加征25%的关税,但同时为用于美国数据中心、研发活动以及其他有助于强化美国本土技术供应链的进口产品设置了豁免安排。这一政策体现出美国政府试图在限制部分进口、扶持本土制造能力与满足国内科技产业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不过,关税政策并不必然带来美国整体贸易逆差收窄。一方面,企业可能通过调整供应链,将采购和生产转移至其他国家,而不是直接将制造环节迁回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对海外商品和中间产品仍存在较大需求,尤其是在本土尚不具备足够生产能力的领域。因此,即使来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进口下降,美国也可能转而从其他经济体进口,贸易逆差的来源随之发生变化,但整体规模未必同步下降。
与此同时,关税还可能推高企业采购成本。对于依赖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的美国制造商而言,关税增加了生产投入成本,企业可能通过提高产品售价将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也可能压缩利润率或推迟投资计划。若企业无法确定未来关税水平及贸易政策走向,还可能延后长期资本开支和供应链调整决策。
尽管实施了大范围进口关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在8月份仍达到1300亿美元,高于两年前的水平。不过,贸易格局已经发生变化。欧盟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占比从2024年8月的20%降至7%,中国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占比则从29%降至14%。这表明,关税措施确实改变了美国的贸易来源结构,但尚未从整体上消除美国商品贸易失衡。
制造业回流政策持续推进,但投资承诺尚未充分转化为实际产能
推动制造业回流是特朗普经济议程的另一项重要支柱。特朗普政府认为,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和产业外迁削弱了美国制造业基础,使美国在关键产品和供应链环节上过度依赖海外生产。因此,政府希望通过关税保护、税收优惠、投资谈判和产业扶持等手段,吸引企业在美国新建工厂、扩大生产规模,并将部分原本设在海外的生产环节迁回美国。
在具体措施上,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利用关税提高企业在海外生产、再向美国出口的成本,促使企业重新评估生产布局;另一方面则通过与大型跨国企业及外国政府达成投资安排,争取更多资本流入美国制造业、科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
半导体产业是这一战略的重点之一。美国政府希望借助政策支持和投资承诺,扩大本土芯片制造及相关供应链能力。台积电此前宣布,将在美国投资最多1650亿美元,涉及芯片制造厂、先进封装设施和研发中心等项目。此外,苹果也宣布了一项未来四年在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的计划,目标之一是强化美国本土硅供应链。通用电气则承诺投入约30亿美元,将部分生产布局从中国和墨西哥转移至美国。
这些投资计划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试图通过企业资本开支和外国直接投资,重建本土制造业生态。不过,投资承诺与实际资金流入、工厂建设以及新增产能之间存在明显区别。部分企业公布的投资规模可能包含此前已经宣布的项目、常规运营支出或尚未落实的长期计划,并不意味着所有资金都会立即投入美国境内。
此外,制造业项目从投资决策到工厂建成投产通常需要数年时间。企业还必须综合考虑劳动力成本、能源供应、基础设施条件、原材料价格以及未来政策稳定性等因素。若关税政策频繁调整,企业可能难以准确评估长期投资回报,反而会推迟建厂和扩产计划。
美国制造业还面临成本方面的现实约束。与部分海外生产基地相比,美国劳动力成本较高,而关税推高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价格,也可能增加在美国本土生产的成本。对于需要依赖全球供应链的企业而言,仅凭关税保护未必足以抵消美国本土生产的成本劣势。
因此,推动制造业回流并非简单地将海外工厂迁回美国,而是需要同步建设配套供应链、培养熟练劳动力、改善基础设施,并确保企业能够在较长时间内获得稳定的政策预期。即使企业已经宣布投资计划,新增工厂也未必能够在短期内转化为就业增长和制造业产出的明显提升。
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努力迄今未能达到预期。2025年,美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下降8.2%,至2480亿美元,比2015年至2024年的平均水平低18%。这意味着,尽管特朗普政府积极宣传大型企业投资承诺,并试图通过关税和政策激励吸引资本回流,但实际外资流入并未同步增长。
贸易结构变化与美国财政压力,进一步考验经济议程的长期效果
从更广泛的经济层面来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还面临贸易结构、企业投资和财政状况之间的复杂关系。美国商品贸易逆差长期受到国内消费需求、储蓄与投资结构、美元汇率以及全球供应链分工等多重因素影响。关税可以改变进口商品的价格和来源,却难以单独解决决定整体贸易失衡的深层因素。
与此同时,关税与制造业回流政策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政策张力。政府希望通过提高进口成本鼓励企业在美国生产,但如果进口零部件、设备和原材料价格同步上涨,企业建设本土工厂的成本也可能随之增加。再加上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部分企业可能选择将生产转移至其他低成本国家,而不是直接迁回美国。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正在加剧美国本已高企的公共债务,并推高利率。债权人开始质疑,美国是否有能力维持其高达40万亿美元的未偿债务。
更高的利率意味着美国政府为新增债务融资以及对存量债务进行再融资时,可能面临更高的利息支出。与此同时,企业融资成本和居民借贷成本也可能受到影响,进而对制造业投资、房地产市场和消费需求形成压力。如果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市场对美国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还可能进一步影响国债收益率和金融市场风险定价。
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关税、减税和制造业回流政策,推动美国经济从依赖全球供应链转向更加重视本土生产和产业安全。现阶段,这些政策已经对美国贸易来源结构和企业投资布局产生影响,AI相关投资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但贸易逆差仍然高企,外资流入下降,制造业回流尚未充分转化为新增产能和就业,而高额公共债务及利率压力又增加了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
这意味着,评估特朗普经济议程的实际成效,不能仅看关税规模或企业公布的投资承诺,还需要观察美国制造业就业、实际资本开支、工业产出、外资流入以及整体贸易逆差能否持续改善。上述指标能否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出现实质性变化,将决定特朗普政府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和重塑贸易格局的政策目标能否真正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