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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败退印度、爽约美国:iPhone还得是在中国造

2020年1月19日 10:11:06

本文来自 微信公众号“魔铁的世界”。

作为世界代工巨头、苹果公司(AAPL.US)的主要合作伙伴,富士康的一举一动足以牵动各界神经。2020年1月7日,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工业部长苏巴什.德赛称,与富士康合作建立电子产品制造工厂的50亿美元计划已经取消。

这不是富士康第一次海外建厂受挫。

早在2015年,富士康就关闭了在印度钦奈德分厂,遣散1306名工人。同年,终止在印尼的10亿美元投资计划,2017年裁员并降低巴西分厂产能,2019年,美国威斯康星州的项目也传出停摆消息。

从初步的统计看,富士康停摆的海外工厂基本承接的都是苹果公司的业务,换句话说,苹果公司产品的生产制造在海外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中国制造。这对于想要苹果等美国科技公司脱离中国制造的部分美国政客来说,无疑是一个酸涩的讽刺。

1、富士康无奈转移“鸡蛋”

“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商业的黄金法则。”富士康印度业务负责人Josh Foulger曾如此解释公司海外建厂的动机。

经过多年运作,富士康现已在中国、日本、东南亚、欧洲以及美洲等地,拥有上百家子公司和派驻机构。富士康实际是在下一盘全球大棋,其全球布局策略可简单归纳为一句话:“两地研发,三区设计制造,全球组装交货。”其中,大中华区和美国是两大重要战略支点,占据新产品研发位置,制造业务方面,则以中国为中心,在亚美欧三大洲设两大制造基地,并在全球范围内贴近客户市场,组装交货。

从全球布局态势可以看出,中国的资产仍然是富士康的基本盘,而实际业务产出也是中国为主。有媒体报道,富士康新任董事长刘扬伟在2019年称,富士康仅约25%的生产能力位于中国以外地区。

也就是说,目前中国这个“篮子”总共装了富士康75%的“鸡蛋”,比例较大,看起来有充足的理由转移部分“鸡蛋”。

不过,往更深层次发掘,会发现富士康海外建厂远非迎合商业法则那么简单,更多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首先是中国人力成本攀升太快。中国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2至2017的6年内,中国的制造业用工成本涨了50%,这对于人力密集型的富士康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包袱。

2015年,富士康主营业务的成本构成中,直接人工成本153亿元人民币,2016年小幅下降到148亿元,2017年又较快上升至165.6亿元。相应地,鸿海精密的用工人数从2015年的近72.7万人,下降到2017年的60.5万,下降了大约16.8%,直接人工成本支出却增加了8.24%。即使人力成本更低的四川与河南,6年时间内,员工工资水平也上涨了120%。

用工人数在降,用工支出仍然增长,凸显中国制造业用工成本上涨带给企业的经营压力。

其次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通过关税手段迫使富士康建厂。仅印度就在过去两年时间里,给所有进口手机整机加增10%基本关税,并将基本关税翻倍至20%。随后,为避免印度的外资手机企业以进口零件的方式规避整机关税,印度政府又对手机核心零部件征收10至15%的关税。

为避免丢失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不仅富士康,华为、小米、OPPO和vivo都先后到印度建厂。

问题是,富士康迫于无奈转移“鸡蛋”,但印度、巴西目前还算不上称职的“篮子”。

2、印度本土手机品牌的尴尬

现任小米集团公司副总裁、兼红米Redmi品牌总经理卢伟冰,在进入雷军麾下之前,曾是金立手机总裁。鲜为人知的是,卢伟冰在印度有一个相识17年的老朋友阿温德(Arvind Vohra),他和卢伟冰年纪相仿,1999年两人曾同在康佳工作,志趣相投。

卢伟冰每次去印度,再忙也要和阿温德见面聊一聊。金立后来进军印度时,阿温德成为金立在印度地区的主管。

加入金立之前,阿温德是印度本土手机品牌Wynncom的联合创始人兼总经理。Wynncom虽然是印度品牌,却由中国工厂代工生产。阿温德一直希望Wynncom能实现印度制造,但其他合伙人认为中国工厂代工的成本显着低于印度本土制造,质量还好,于是拒绝了他的意见。由于意见不合,阿温德出走,加入金立。

那么,7年已经过去,加上印度政府的政策驱使,阿温德期待的印度制造手机情况如何呢?

到印度投资的中国手机厂老板,包括小米、富士康等都发现,印度的消费电子供应链比较差,开手机厂容易,相关的模组、部件和原材料在印度却买不到。2017年之后,富士康、小米们的供应商开始往印度搬迁,但完整的手机供应链仍然没有建立起来。

印度政府打算让富士康、小米们带动起印度本土的供应商,但由于印度缺乏熟练工,生产效率低,质量也往往不达标,很多部件和原材料还是需要从中国进口,加上关税的话,印度制造的手机甚至比进口的还贵。

无独有偶,富士康在巴西的工厂开工前,媒体预测其生产的iPad或iPhone由于没有了超过60%的关税,价格将最低降低30%,实际却让人大跌眼镜,不仅比美国售价高了将近1倍,甚至连按时发售都做不到。

在供应链的成熟完善方面,印度和巴西甚至比不过东南亚的越南,和中国更是无法相比。

3、近20年锤炼

一个行业的供应链的成熟完善,既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做支撑,也需要花时间去锤炼。中国的消费电子供应链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其实是经过了19年锤炼的结果。

2003年以前,国产手机基本没有自己的供应链。当时,欧美、日本和韩国才是手机牌桌上的玩家,各自拥有强大的供应链,中国厂家连龙套都算不上,最早的国产手机波导甚至是进口整机再贴上波导的标签出售,所谓的工厂不过是贴标签作坊。

当时国产供应链孱弱到何种程度?开模、注塑、胶粘等最基本的零部件制造环节,都无法完成,需要去韩国订购。手机设计方案也得从日本、韩国购买。

2004年转机来了,联发科推出芯片交钥匙方案,大大压低了手机行业的进入门槛,山寨机一夜兴起,加上国外手机品牌开始向中国转移供应链,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一头冲进手机供应链淘金,国产零部件产业不仅完成从0到1的积累,还迅速开启替代外资模式:

深圳做收音机和MP3的厂商开始抢占被韩国把持的注塑市场;

温州人一步步打入电池、喇叭线、数据线、摄像头等领域;

中国开始出现专业的手机方案设计公司,国产手机从日韩购买方案的时代结束;

2007年,中国手机供应链又迎来了一波大爆发。

一方面,2007年10月取消手机牌照核准制,任何有生产制造能力的企业都可以生产制造手机;另一方面,工信部将国产手机准入注册资金从2亿元下调到2000万元。

两大政策一出,整个手机市场的活力被激发,此前的山寨手机开始谋求“转正”,纷纷转型做自有品牌,联想、华为、中兴等实力雄厚的企业开始进入手机行业。国产手机的这一波浪潮,直接带动国产供应链企业乘势而起。在后来3G、4G手机换机潮的推波助澜下,中国的手机供应链逐步完善、加强,并坐到全球牌桌前。

十多年前,手机的成本大件包括金属外壳、主芯片、屏幕、摄像头等,主要都被国外厂商赚走了,到2015年时,中国厂商已经能从中赚到70%,到现在,上至芯片、屏幕,下至螺丝钉、按键,中国手机供应链已经能完全实现自给,仅用国产零部件,就可以组装出一部功能先进、性能强大的智能手机。

4、富士康被黏住了

印度等新兴市场的消费电子供应链要达到中国现有的高度,还需要花时间走很长的路,而且支离破碎的供应链还被总体较差的基础设施、效率低下政府行政管理水平拖累。印度的基础设施相对于南亚已经较为发达,但和中国比仍然较差,不仅高速公路覆盖率和质量难以令人满意,而且由于土地私有,公路铁路的建设也挑战重重。印度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新建铁路2.5万公里,结果5年(2006——2011)只新建了1750公里。

世界银行2016年公布的营商环境排名中,在衡量行政效率的开办企业、获得建筑许可和获得电力的情况三个指标上,印度和前沿的距离分别为71.59%、34.62%和81.38%。

由于基础设施较差、供应链支离破碎,富士康在印度的苹果工厂不得不到5800多公里外的中国广东进口零部件,而富士康中国工厂的供应链都在24小时车程内。结果就是,富士康在中国之外的工厂根本难以完成苹果公司庞大的订单量。

媒体的数据或许更能说明,对苹果这样级别的公司来说,供应链的完善程度远比便宜的人工成本更为重要:2015年,苹果所有供应商有44.9%在中国,4年之后,在富士康海外建厂计划紧锣密鼓的时候,苹果2019年在中国的供应商的比例又上升了2.7%,达到47.6%。

可以说,富士康苹果组装厂海外建厂,转了一圈又不得不回到中国,主要还是被中国完善而成熟的供应链黏住了。

不过,在当前国际贸易环境下,全球制造业供应链正处于重塑过程中,印度等新兴市场有潜力,但需要花时间去积淀;中国供应链有完善和发育成熟的优势,但面临人工成本上升带来的挤出效应,如何化解这一压力,也是一门艺术。

如何吸引或争夺制造业这个基本盘,已成为多国考虑重点,未来对供应链的争夺或将更为激烈,富士康往哪儿飞仍是未知命题。

(编辑:林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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